潮新闻客户端 聂钦2025年9月8日,是送女儿去浙江理工大学报到的日子,天气依然酷热,高达 39度。“复兴号”动车一路向前飞驰,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,脑海里的“记忆号”列车,也快速驶向深处。三十三年前,我第三次参加高考,却没有那么幸运,再次等来了落榜的消息,没能走上大学之路。

写点生活|一桶尿

潮新闻客户端 聂钦

2025年9月8日,是送女儿去浙江理工大学报到的日子,天气依然酷热,高达 39度。

“复兴号”动车一路向前飞驰,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,脑海里的“记忆号”列车,也快速驶向深处。

三十三年前,我第三次参加高考,却没有那么幸运,再次等来了落榜的消息,没能走上大学之路。

三十三年后的我,成为一路陪考的父亲,成为一路送儿上大学的父亲。

往事如烟,记忆已模糊,唯有那只打翻在地的尿桶,却深深地烙在记忆里。

那是1992年立秋时分的一个午后。吃过午饭,别人家都还在躲避午后的高温,父母已经挑起一担尿出发,准备去田里兑了水浇玉米苗。

多日无雨,天气比往年更干旱。我家的责任田在水库上面,只能靠天吃饭,一遇干旱,就因缺水种不了水稻,只能改种玉米、黄豆等旱地作物。

父亲说:“前熟稻要先交公粮,后熟稻种不下去,得抢季节把玉米黄豆补种下去,多少还能收一点,要不然今年歉收了。”

责任田在离家四五里地的山上,山高路远,一路陡坡。山路上,只有我们三人喘着粗气前行。

“双抢”过后,农活稍微空闲,午后的田畈不见人影,只有知了在不知疲倦地叫着。毒辣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。路边的蒲公英、狗尾巴草,被烤得像霜打了一样,耷拉着脑袋。

父母知道我力气小,这酷暑天大中午,这陡峭的山路,空手都吃力,还要挑一担尿上山,肯定吃不消,只让我挑一簸箕复合肥在后面跟着,不肯让我替他们一程。

头两天,高考成绩出来,我再次名落孙山。作为一名文科生,严重偏科,每年因数学成绩拖后腿,和录取分数线相差十来分。

成绩公布后,有小道消息说有落榜生想不开跳楼了。母亲没有责怪我,小心翼翼地劝我想开一点。

三考三落榜,我本无脸出门,但田里农活不等人,父母这么辛苦,本已愧对他们,怎么还好意思躲在家里要死要活。只得硬着头皮出门,暗暗庆幸,这热死人的路上没碰到一个人。

两只陈旧的尿桶在烈日下泛着暗沉的光,两个稻草圈浮在上面,随着父亲的脚步,一前一后微微晃动着,阻止着尿液溢出。

山路有几处特别陡峭,被人用锄头掘出几个泥窠,算是台阶。父亲只能侧着身,拄着棒柱,将脚前掌踮在仅能容下半脚的泥窠上,一步一步地向上挪。父母轮换着前行,汗水浸透的衣服粘在他们后背,小腿上暴涨的青筋如同爬满了一条条粗壮的绿色蚯蚓。

终于到了上山头水塘的塘塍上,父母早已累得直喘气,浑身被汗浸透,赶紧到水塘里洗一洗汗水,凉快凉快。

父亲说:“我们先去种豆,把尿桶停到阴凉处,等日头落山了,再挑到田里,兑了水浇玉米苗。”

待得太阳偏西,玉米田里已经晒不到太阳了,还在种豆的父亲交代我:“你去把那担尿挑过来吧。”

塘塍跟玉米田只隔着一坵田,这点路我去挑过来应该是没问题的,我应了一声,便向水塘那头走去。晒了一个下午,我都热得晕乎乎了,刚好去水塘那边凉快一下。

到了水塘边,先下到水里凉快了一下。浑身湿漉漉地,山风一吹,倒是凉快了许多。来到尿桶边,我拿起扁担撸好络头,半蹲下身,一手拄着棒柱,一手随意地搭在扁担上,慢慢站起来。

就在我站直身子,抬腿开步的刹那,脚底湿滑的拖鞋猛地一滑,整个人瞬间失了重心。肩上的扁担‘啪’的一声翻转过来,像一记羞辱的耳光重重地抽在我脸上。扁担后头的络头瞬间滑脱,尿桶直坠落地,发出“咚”的一声闷响。紧接着,前面的尿桶被向前抡飞的扁担带倒,桶中的尿液,“哗”的一声如决堤般涌出,浸透了干渴燥热的泥土,嘶嘶地冒着热气,顺着塘塍的斜坡瞬间消失在草丛深处,最后流到了水塘里,只有那只臭烘烘的稻草圈,滚落在塘塍边的杂草中。

我跌坐在草地上,看着侧翻在地、空空如也的尿桶,看着地上那一大片黄黄的尿渍,跪起来,盯着那片渗进泥土的尿渍,伸出手,又缩回来。

脸上开始火辣辣地疼,水塘很静,我盯了很久。

父母听到响声,远远地看到了我这边的情景,放下手中的活,赶紧顺着田塍跑了过来。

母亲赶紧把我扶起来,拍拍我身上的泥土,拾起扁担,责怪父亲:“你怎么又拿这根扁担来担,这根扁担老是会反转打脸的,下次不要用了。”

这根刻着爷爷名字的扁担,是爷爷的心爱之物,十分光滑,是用非常坚硬的青枥树做的,硬邦邦地两头翘。当挑夫的爷爷年轻时用它担米挑盐,穿州过府,承载了兵荒马乱时许多惊险故事;父亲用它,挑肥上山,担谷回家,一肩挑起家庭的重担。如今我用它,却走不了一步。

父亲扶起我面前那只侧翻在地的尿桶,走过来问我:“人没事吧?”

看着泪流满面的我,父亲说:“你也别难过了,你看,这不是还有一桶没翻吗?多兑点水就好了。”

父亲拿起空尿桶放到没翻倒的这只尿桶边说道:“这天旱我们种不了水稻,我们就种玉米、种黄豆;考不上大学,我们去打工、学手艺。你看那么多人没上过大学,不也过得好好的吗?活人还能让尿憋死?不要愁。”

父亲将另一桶尿匀成两个半桶,挑到塘边。夕阳将他佝偻的脊背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,阳光照在黝黑锃亮的背上,像水面一样反着光。我怔怔地看着一辈子沉默寡言的父亲,蹲下身,将剩下的两半桶尿,舀上清水,兑满。

父亲挑起担子,我和母亲慢慢跟在后面,一起往田里走。父亲脚步稳稳踩在窄窄的田埂路上,扁担在肩上发出熟悉的吱呀声。

爷爷用它挑过兵荒马乱,父亲用它挑过饥荒年岁,如今,它在我手里打翻了一桶尿——可父亲又把它扶正,兑上水,继续往前走。

“太浓了怕烧苗,”他回头对我说,“兑淡点,慢慢浇,根才扎得深。”

农忙结束后,我决定去县城找活。但国营厂根本进不去,乡镇企业招工也不多,在县城几天,就像无头苍蝇一样,找不到门路。

回到家,母亲对我说,村里服装厂扩建,准备招些高中生当技术工,问我要不要去试试。母亲农闲时去村里服装厂做电烫工,半工半农。反正也没找到活,能进厂就行。

许多落榜同学来报名,经过考试,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,进厂当了机修工,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。

后来辗转去过县城、义乌、深圳等地打工。十多年后,自己创业开超市,至今已有二十年。

七八年前, 弟弟有一次发给我一篇《武义乡愁》上的文章。他说:“你以前文章也写得好,像这种文章你应该也能写,可以试试看。”

恰逢七月半,于是我试着写了一篇 《七月半的千层糕》投稿,竟然马上发表了。这激发了我的兴趣,难道当年丢失的文学梦,还能捡回来?

打工、结婚、生子、创业,整日忙忙碌碌为生活奔波,从小被称为“书腐”的我已记不得多久没有看书。

为了让自己不再只做一个“满嘴说的都是吃的小商贩”,在高中毕业近三十年后,又买了些名家名著来读,重拾纸笔,以三尺柜台为书桌,守店之余记录一点平凡生活。

文章时有在县、市报刊上发表,并得以加入县、市作协。

父亲打电话来说:“街上碰见你以前的老师,说常见你有文章在报纸上发表,还说你写得好。”

父亲还让我将作协会员证带回去给他看看。父亲仔细地看着,脸上的皱纹慢慢展开,笑道:“这算起来,也能抵得上以前的‘秀才’了吧?你这三十年的‘老童生’名头,也能摘掉了!”

我自嘲道:“发表几篇文章就是秀才了?就算是,也还是个‘落第秀才’呀!”

母亲笑着说:“‘落第秀才’,也比‘老童生’好。”

去年冬至,回老家祭祖,父亲离开我们也已经四年了。

母亲让我去杂物间找东西时,看到当年那担尿桶与那根扁担,蒙着一层灰,静静地躺在墙角。田地被政府征用后,尿桶扁担已无用武之地,母亲却没舍得扔掉它们。

我吹了吹扁担上的灰尘,用手轻轻抚摸扁担上熟悉的纹理。

弟弟从村委会开会回来,带回来一张当天的《钱江晚报》,说上面有我的一篇文章。那是我以父亲手指上的胶布为题写的《手指上的“年轮”》,编辑老师有心,留在冬至日发表了。

母亲将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递给我:“这是柜子里找到的,上面都有你的文章。是你爸去村委会讨来的,每一篇都戴着老花镜仔仔细细地看过好多次,当宝贝一样藏着呢!”

烧纸钱时,弟弟说:“老爸如果知道你今年加入了中国散文学会,还被评为市作协优秀会员,不知道会有多高兴呢!”

一缕青烟抚过我的眉眼,火盆前,眼睛有点涩。

模糊间,我仿佛又看见那只翻倒的尿桶,父亲弯腰把它扶正,往半桶尿里兑上水,挑起扁担,不说话,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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